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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的授勋授衔无疑是最值得瞩目的时刻。那一年，众多将领凭借赫赫战功被授予元帅、大将、上将等军衔。戎马半生的他们，身披荣耀，实至名归。 然而有一位革命先辈，他的革命资历深厚，在我党的地位举重若轻，一度只比毛主席低一级，还曾做过三位元帅的领导。但在1955年授勋时，他却一无所获。他就是被毛主席称为“红色萧何”的杨立三。 1900年是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，闹起了义和团，来了八国联军。此时，湖南长沙的一个佃农家庭里添了一个男孩，取名杨立三。 当革命的浪潮袭来，当着小学教员的杨立三投身湘军，一年时间里从文书升至团司务长。那时的湘军中有很多恶习，杨立三看不惯。而后随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失利，心灰意冷的杨立三回到了家乡，继续做个书生。 一腔抱负化为泡影，心灰意冷的他一度产生了遁世之念，入庙当过和尚，受洗信过基督，都无法让内心和日子平静。1925年，“五卅惨案”发生，长沙各界人举行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，杨立三的革命热血再次被点燃，也开始加入其中，就这样走上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道路。 1927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但不久后“马日事变爆发”，他在国民党的追捕下逃到武汉。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，将他介绍到叶挺的24师担任排长。7月，杨立三所在的队伍奉命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。秋收起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，就是何长工、杨立三、陈树华共同设计的。 秋收起义打了败仗之后，原本1500人的队伍一路走一路有人跑，最后只剩700多号人，好不容易辗转到了井冈山，又赶上暑天暴热，不少人上吐下泻拉痢疾，再加上国民党的部队时不时就来骚扰偷袭，整个队伍的士气低到了谷底。 这时候毛泽东干脆拍板定了自由政策，想走想留全凭个人自愿，但凡要离开的，公家还统一给发上路的盘缠。人少了之后队伍顺势缩编，杨立三被任命为团副官，全团的经费开销、吃住保障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全归他管。从那时候起他就一头扎进了后勤行当，一干就是一辈子，后来还被大家称作“红色后勤之父”。 和杨立三同岁的湖南老乡何长工，当时在团里当参谋，俩人私交特别好。后来他回忆起那段最苦的日子时说：“杨立三哪怕在所有人都觉得熬不下去的至暗时刻也从来没低过头，脸上从来没挂过愁容，整个人永远有股使不完的劲儿。” 中央苏区的历次反“围剿”，杨立三后勤保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统管后勤的组织疾患和粮秣等物资的筹供。他草拟了后勤保障的训令、通令，由朱德、毛泽东签发，建立了红军早期后勤体系的初级规章制度。在他的安排下，红军构成了以宁都、兴国、瑞金为中心的，长达2000公里的运输线，每30里设一兵站，负责运输文件信函，运输医疗物资、粮食弹药。严密的兵站运输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发水了重要作用。 在通讯交通落后，物资匮乏、经济紧张的时代，杨立三每一步工作的推进何其艰难。老话说“穷家难当”，杨立三为了“针头线脑”煞费苦心。1931年红军猛增到7万人，装备备用激增。为了节约经费，杨立三亲自做市场调查，从叶坪到瑞金城，挨家店打听价格，最终发现，买白布、送去染坊染色、再找裁缝制衣，分批运作比成套订做要省一大笔钱。 长征途中过草地，周恩来身患重病，萧劲光下令成立担架队。拖着伤腿的陈赓自告奋勇的担任担架队队长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坚决要求给周恩来抬担架。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沼泽里行走都很困难。杨立三寸步不离地抬了周恩来六天，双肩全部磨破，脖子被担架压得无法自由转动，走出草地就累得病倒了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中央军委正式组建总兵站，由杨立三出任部长一职，核心职责为搭建贯通陕北战略后方与山西山岳地带的兵站运输网络。1939年，杨立三调赴前方总部，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令筹建兵工生产体系。杨立三此前在苏区时期便主持过兵工相关事务，结识诸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、或是顶尖学府的人才，经他全力招募，军工科不久便升格为军工部，至1941年末，已有十四座兵工厂正式投产运营。 解放战争阶段，杨立三就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，统筹调度各方资源力量，将海量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及时输送至前沿阵地。在三大战役进程中，杨立三所领导的后勤保障体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杨立三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杨立三受命牵头组建东北军区下属的三个后勤分部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搭建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。彼时他所承载的工作压力远超建国之前，杨立三因此长期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投身工作。 1954年，杨立三罹患脑癌，军委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。在赴苏前，他忍着病痛建立了财政规章制度，审阅签发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暂行办法》。当年11月底，54岁的杨立三病逝。在他的葬礼上，周总理含泪亲自抬棺。10个月后，新中国首次授勋授衔仪式，论革命资历、论功绩贡献，杨立三足以身披荣耀，遗憾的是，英年早逝的他没能赶上那一重要的历史时刻。 特别
